“这屋怎么看着宽绰了？”

“美萍家小厨房也腾给咱们了。”杨重对我说，“各庄的地道连成一片了。”

“你真幸福。我真羡慕你。”我一边巡视着扩大了的沙龙一边对陪在一旁的刘美萍说，“不是谁家的厨房都能改沙龙的。”

“还是惨点，对不住大伙儿。”美萍诚心诚意地说，“快了，我爸没几天了，他头脚咽气后脚我就让你们搬正房。”

“没关系，斯是陋室，唯吾德馨。”

“对对，人好就行。”杨重说，“你瞧咱请来这些人一个赛一个德行。”

按常理儿，我应该用灯红酒绿郎才女貌什么的来形容沙龙里的气氛及其宾客，但如此形容，我怕是要逃不掉恬不知耻的谥称。我们的文学总是不真实，我们的汉语大都不严谨，稍一铺陈，便与目睹事实相去甚远，未免令知情者贻笑大方。索性嗦点，粗白点，反正我的才气也是有目共睹，不必在这一段落炫耀。

红灯是有，只一盏，就是那种业余摄影爱好者洗相片用的涂红漆的十五度灯泡，挂的位置类似公共厕所同时照耀男女双方的那种地方。酒完全不是绿的，是不是酒也大可怀疑，最有可能的是酒精兑“三精水”，一打一跟头炮弹似的——盛在绿瓶子里。郎们才不便妄作结论，的确有长头发也有秃脑门和大胡子，谈的倒都是艺术，微笑也很得体。如果宽泛点谈艺术就不易，考虑一下人家长得如此绝望实在不该再落井下石，归入才子一类也情有可原。女士们……如果不便无礼，这么说吧，比男士们稍好一点。看的出来走上这条道也是别无选择。公正地讲，不承认先天不足后天多少能有所弥补，那不是科学的态度。

分布状况是仨一群，俩一伙儿。那精神状态，那眉宇间流露出的神情皆为上等人的感觉，这点毫不夸张、货真价实。大言不惭的尽管普遍，落落大方的也比比皆是——如果你不恶毒地管这叫“着脸”的话。

“说实在的，你们对现代派文学的认识是非常皮毛的。”宝康对刘会元诚恳地说，“兄弟搞了一生现代派还没入门——不瞒您说。”

“是是，咱们都还在苦洼子里扑腾呢。”刘会元也同样极诚恳地说，“方言他也是胡说八道，穷开心，有枣没枣三杆子，人堆里抡板子——拍着谁是谁。您千万别往心里去，该怎么摸索怎么摸索，只当没他这人。”

“不是，你不知道我这人特脆弱，特别受不了同一阵营中射来的冷箭。咱都是苗苗，都需要阳光雨露。咱苗苗之间应该互相浇水互相上肥互相躲锄板子，不能互相盼着老农先把对方间了苗。”

“对对，方言他太不对了，我得跟他说说，他这是帮了谁的忙？”

“跟他说说，农民起义还知道先得了天下再内讧。”

“对对，先合力攻打官军。说实话，我比较了解方言。他那是嫉妒。自己写不了，就拿大师之作对照着挑后生们的疏漏，借维护正宗之名行扼杀新进之旨藏自己不能之实——老一套。”

“对对，咱年轻人都挺纯洁的，别学那老文痞的作风。”

“对对，等咱老了，咱再压制年轻人，不许他们冒头。”

“对对，那时咱们也德高望重了，也大大小小满视野了，再痞也没人敢管咱们叫痞子了。什么现代新潮先锋都是咱们玩剩下的，只要不改外语写作，写什么咱都告他‘狗剩儿’。”

“咱只培养文学女青年。”

“不不，一概打下去，那会儿咱肯定老得什么也啃不动什么也不爱吃了，天鹅肉端到嘴边也是干流口水馋着有劲使不上。”

“不不，还是培养女青年，干不了别的，摸摸手巴掌，捏捏辫梢儿总是可以的——那会儿就好这个了。”

“就依你，弄成台湾那样，牝鸡司晨。”

“你们台湾有什么呀？你们香港有什么呀？”吴胖子对站在他面前一个简朴的台湾女士和一个油亮的香港男人唾沫星子四溅地大声奚落，“弄着一帮半老徐娘在那儿言着情，假装特纯假装特娇，一句话就难过半天，哭个没完，光流眼泪不流鼻涕，要不就是一帮小心眼儿的江湖术士，为点破事就开打，打得头破血流还他妈大义凛然，好像人活着不是卖酸菜的就是打冤家的——中国人的形象全让你们败坏了。那点事儿也叫事儿？就欠解放你们，让你们吃饭也用粮票。”

“对对，还是你们作品深沉，我们无病呻吟。”台湾女士说。

“别挤对我们，就跟你们在这儿我们幸福过似的。”

“我们？”

“对，人们，国民党——愣不知道国民党是怎么去的台湾？”

“噢，不知道。”台湾女士摇摇头，尴尬地笑。

“中学课本没有？”

“没有，现代史一九四九年以前是空白。”

“不好意思？敢情国民党脸皮儿也薄！我给你上一课吧，说实在的，你们当年但凡有点人样儿……”

“别你们你们的，国民党就是国民党，我也不是国民党。”

“就全当你们是国民党！你们不还全当我们是共产党吗？是不是马青？”吴胖子转脸对马青说，“不能跟他们客气对不对！”

“不能！全部划入匪类。”马青斩钉截铁地说。

“别跟我们历史唯物主义者面前玩哩格愣。国民党也就是幸亏及时跑了，要不尿盆子也得扣他们脑袋上。有一个好人没有？”

“可是国民党在台湾搞得还是不错。尽管政治黑暗，但经济还不错，有人还是拥护国民党的。”

“他还不改呀？换了我也知道吃一堑长一智。”吴胖子说，“还老样子那太破罐破摔了——这就快成千古罪人了。”

“回去跟你们李登辉说，”马青冲台湾女士交代，“好好在岛上过日子吧，别老想着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统一了有什么好啊？十亿人都找你要饭吃你有那么大的饭锅吗？”

“不服就让国民党来试试——吓死他！我信那个！中国这块土地谁敢来改变颜色？谁来就让谁遗臭万年。别人不了解中国，咱们还不了解中国？混多少年了？”

“看来你们对民族前途十分悲观啦？”

“悲观？——一点不悲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有什么说什么，要说全世界各民族让我挑，我还就挑中华民族，混饭吃再也没比中国更好的地方了。凭什么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也有很多优越之处。说实话，能让我们瞧得起的民族还不多呢！不就是才过上二百年好日子吗？有什么呀？我们文明四千年了，都不好意思再文明下去了。”

“要不说中国人谦让呢。”马青接着说，“所以我特喜欢这民族。说实话这里也就我一个外国人，回民，阿拉伯人。”

“你是回民？”台湾人瞪大眼睛看马青，“阿拉伯人？”

“种儿是早叫你们汉人串了，除了眼珠子还有点波斯猫那劲儿，鼻子狐臭什么的全改了。”

“你什么时候来的中国？”

“他早啦。”吴胖子说，“那会儿咱还是唐朝呢。那会儿咱们是美国现在这感觉，外国人都奔咱这儿移民，咱们是杂种。你瞧那边站着那杨重没有？那是犹太人，也是头八百年就来了，憋着跟咱这儿淘金受教育呢，来了就不爱走。你以为咱这十亿人都是咱汉族大姑娘养的？多一半都是外国人。这会儿瞅着外国人眼儿热了？自个儿本身就是外国人全忘了。”

“你回过故国吗？”台湾女士问。

“没有。”马青说，“老家也没人了，回去也让人当外国人歧视。要不说没根呢，寻都没地儿寻去。”

“这就是杂种的悲哀。”

“一个外国人，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老家有石油都不回去钻去，生陪着中国人混，有难同当，有福不享，这是多么伟大的情怀——你们中国人再不爱国那可太不应该了。”

“真是，咱们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快握握手吧。”吴胖子和台湾女士握手。

“还有我们香港呢。”香港男人忙伸出手，“我们香港人也是中国人。”

“你们就算了吧。”马青说，“很难说你这样的是什么人。”

“啊，我们香港和大陆台湾两地的情况都不一样。”

“不一样就对了。赶紧巴结我们离台湾远点儿，否则看我们怎么收拾你。”

“这样吧。”吴胖子指着两个海外中国人说，“你们两家一家给我们每个人出本书吧，稿费开高点，用你们的货币支付，到时候我们也好为你们说话，不搞满门抄斩。”

“只怕你们的书在我们台湾也得被列为禁书。”

“没关系，我们给你们写就不写这种过激的书，用我们这儿的话讲：反动黄色。”

“放心。”马青对两位不同的“胞”说，“有写这个的，甭你们的党棍动手，我们就先把他掐死。这全是多面手，‘四人帮’回来也难不住我们。”

“不要认真，不要认真。”香港人对台湾人说，“他们这是开玩笑呢——你们是在开玩笑吧？”

“你错了，你们全错了。我们从来不开玩笑，说的都是真话。”

“你不了解大陆。”香港人一个劲儿对台湾人说，“我经常回来，比你了解。大陆现在很开放，年轻人要不说点过头话就不时髦。”

“你们要老跟我们打岔，不办实事，”马青说，“那我们只好以武力相威胁。”

“我下一篇小说的名字叫《千万别把我当人》。”我郑重其事地对几个洋人说。

洋人嘻嘻地笑：“为什么？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主要就是说，一个中国人对全体中国人的恳求：千万别把我当人！把我当人就坏了，我就有人的毛病了，咱民族的事就不好办了。”杨重替我解释后转向我，“是不是这意思方言？”

“是这意思。”我点头，“现在我们民族的首要问题还不是个人幸福，而是全体腾飞。”

“为什么？”洋人不明白，“全体是谁？”

“就是大家伙儿——敢情洋人也有傻逼。”我对杨重说，“什么都不明白。”

“嗯，他们傻着呢。”

“我们中国人说的大家伙儿里不包括个人。”我对洋人说，“我们顶瞧不上的就是你们的个人主义。打山顶洞人那会儿我们就知道得摽着膀子干。”

“你写的，就是，人民一齐飞上天？”洋人做了个夸张的飞翔姿势，“怎么个飞法？”

“拿绳拴着——我写的不是这个，我写的是一个男的怎么就变成了一个女的，还变得特愉快，特高兴。”

“嗯，这个在西方有，两性人，同性恋。”

“傻逼，噢，对不起对不起——我写的不是这么回事。既不是两性人又不是同性恋，就是一爷们儿，生给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