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梅就像一件兵器，一柄关羽关老爷手中的那种极为华丽锋利无比的大刀——这是她给我留下的难以磨灭的印象。
她向我提出结婚申请时，我们已经做了半年毫不含糊的朋友。其间经过无数的考验，最无耻最肆无忌惮的挑拨者也放弃了离间我们关系的企图。可以说这种关系是牢不可破和坚如磐石的，就像没有及时换药的伤口纱布和血痂粘在一起一样，任何揭开它的小心翼翼的行为都将引起撕皮裂肉的痛楚。
杜梅是在一个最销魂、最柔情蜜意的时刻之后提出这一申请的，这就使她的申请具有一种顺理成章的逻辑性并充满发自内心的真诚。
温情脉脉的摩挲和叹息般的近乎自我遐想自我憧憬的祈使句式使人完全忽略了并不以为这是一个要挟。
但我还是出了一身冷汗，像个在警察局接受盘问的罪犯不知道如何回答才能导致皆大欢喜。
然后她提到了爱，这个我很痛快地回答了她，有这么回事。接着她沉默了，意思很明显，倒要看看我说的是不是实话。
当时我还很年轻，不想太卑鄙，于是答应了她。其实我蛮可以给她讲一番道理的：一个人在餐馆里夸赞一道菜可口并不是说他想留下来当厨师。
新婚之夜，杜梅反复纠缠问我一个问题：她是不是我心目中从小就想要的那个人？
“你以为呢？”我狡猾地反问。
“不知道啊。”她欠身用手支着头说，“所以才问。”
“我呢？”我说，“我是不是你心目中的那个人？”
“当然是！否则我也不会和你结婚。”她斩钉截铁地回答。
“你也是。”
“是什么？”她不容许我含糊其辞。
“我心目中的……那位。”
“你是不是一直在等着我？”
“是的，守身如玉。”
她俯身对着我的眼睛研究地看了半天，露出微笑，显而易见相信了。
她躺下放心地睡觉。快入睡时仍闭着眼睛小声问：“你觉得咱们这是爱情吗？”
“应该算吧？我觉得算。”说完我看她一眼。
“反正我是拿你当了这一生中唯一的爱人。你要骗了我，我只有一死。”
“怎么会呢？我是那种人吗？”我把一只手伸给她，她用两只手抱着我那只手放在胸前孩子一样心满意足地睡了。
她睡了，我心情沉重，感到责任重大。
她是吗？这我也不知道。
那天我一去就注意到了吴林栋带来的那个姑娘，她像蒸馏水一样清洁，那身果绿的短裤背心使人看上去十分凉爽充满朝气。
我没有和她过多搭讪，甚至没多看她一眼，只是和朋友们谈笑，和两个粗俗女人调情，说些疯话。
但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想着她。
几天后的一个夜里，我都睡了，吴林栋打来电话，说他热得睡不着，邀我一起去游泳。
我穿上衣服下了楼，看到她和吴林栋站在马路牙子上等我，她在月光下格外动人。
我们附近有一座公园，公园里有一个带跳台的标准游泳池。很小的时候，我们便在夏天的夜里跳墙进去游泳跳水。
我们三人在月色下翻墙进了公园，穿过飒飒作响的竹林，沿着甬道来到锁了栅栏门的游泳池。
翻越铁栅栏时我发现杜梅十分敏捷，纵身一跳，落地无声无息，站定便四处观望，神态从容，像是一头习惯奔腾避险的牝鹿。
她褪去衣裤，仅穿着游泳衣，裸露的四肢在月光下熠熠闪烁，人像镀了铬似的富有光泽。
动作迅速的吴林栋这时已上了十米跳台，正在上面迎风展翅，作种种豪迈矫健状。我紧随其后沿梯攀援。谁也没说话，我们都迫不及待地想体会那高速溅落瞬间由燠热化为彻骨冰凉由头至脚的莫大快感。
高处的风像鞭子一样刷的一下将我的皮肤抽得紧绷绷的，干燥光滑。
吴林栋从我眼前像只巨大的黑色蝙蝠张翅掠过。接着我登上十米平台，风像决了堤的洪水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与此同时，我听到黑黢黢深渊般的池底传来一声沉闷的钝响，那是肉体拍摔在坚硬水泥地面的响声。
这一响过去是一片死寂，我期待着活泼的溅水声，甚至在幻觉中也极为逼真地听到豁喇喇的泼溅声，然而侧耳谛听时，这一切又都消逝了。
连杜梅也仿佛蓦地消失在黑夜之中，再没有消息。
我在十米高空向下面的黑暗中呼喊吴林栋，没人回答。我再三喊，又喊杜梅，同样得不到回答。我感觉就像他们俩共同策划一场恶作剧，把我孤零零地抛在高台上，而他们却手携手地在夜色掩护下溜走了。
第二天天亮，我才重新看见他们。第一缕阳光射进干涸的池底，很快充满了整个凹陷的池子，明亮的光波在雪白的瓷砖池壁跳跃，画出一道道强烈生动的流漾的线条。
吴林栋脸朝下伸开四肢一动不动地趴在池底，如同全身涂满了紫药水，在阳光下仿佛是一个皮肤油亮的男人在酣睡。
他浑身上下的每一根血管都摔裂了，心脏也像一个气球炸开了。每一个关节、每一块骨头都摔得粉碎，以至后来人们把他捞上来时不得不用一块塑料布兜着像兜起一大摊鼻涕。
杜梅坐在游泳池边，迷惘地看着我，好像这事是我干的，而她怎么也想不通我为什么要这么干。
我抖得像个桑巴舞女演员，牙齿为周身韵律打着节拍。我从跳台的梯子上是蹲着屁股朝后爬下来的，脚软得像耳朵一样撑不住任何东西，直到踩着了地面仍感到随时都会扑地而死。
我的脚能走路时我就自己走了。
差不多在整个夏天已经过去的时候，我才再次见到杜梅，那时我已经能绘声绘色不厌其详地对别人讲述吴林栋的死亡之夜了。
潘佑军来找我，他使他的女朋友怀了孕。这是他第一次让人受孕，不免有些惊慌，央我陪他一起处理善后，两个男人同时出面总可以减轻一些当事人的羞愧。
那天早晨，我陪着他和他那个薄有姿色的女友去一家军队医院找人。
我们来到病房大楼后面的单身宿舍，一直上了三楼。这是一幢有上百个房间和很宽很昏暗的走廊的老式楼房，一字排开的数扇大玻璃门上镶有沉重粗大布满锈蚀的铜扶手，很像五十年代的驻军司令部。
三楼住的都是女兵，这从每个房间门上挂着的不同花色的门帘可以看出。大多数房间的门都是敞开的，有风从朝北的那排窗户吹进来，我们从走廊穿过时，南面一侧的房间门帘纷纷飘舞，如同一排纷飞的旌旗。
潘佑军在一扇关着的门前敲门，敲了半天才听到里边有女子慵懒的声音问：“谁呀？”
“我。”潘佑军说。
片刻，听到里边问：“几个人呀？”
“就我。”潘佑军看我一眼，又说，“还有个朋友。”
“进来吧。”里边道。
潘佑军和他的女友推门进去了，我知趣地等在走廊里。一个头发蓬乱的姑娘穿着睡裙迷迷糊糊从厕所出来，看我一眼，进了隔壁房间用力把门摔上。
潘佑军探头出来，叫我也进去。
我往屋里走，一阵风吹来，门帘呼地兜头包住我的脸，使我看上去像个蒙面大盗。我一把扯开贴在脸上的门帘，看到杜梅坐在被窝里正望着我。
“我把她叫来，让她领你们去产科。”她转脸对潘佑军说。
然后眼睛盯着门口，坐在床上一声一声沉静地叫：
“贾玲，贾玲！”
叫了几声，没有回音，她便攥起瘦削的拳头“咚咚”砸墙，又拿起床头的一把梳子敲暖气管子。
隔墙传来一个女孩子的大叫：“贾玲不在，出去了。”
“产科门诊今天谁值班？”杜梅看着墙上的美女年历斜着眼珠仿佛失神地问隔壁。
“不知道。”隔壁回答。
杜梅掀被下床，一边梳头一边对我们说：“我领你们去吧。”
她在睡裙上面套了一件衬衫，扎了把头发，穿着拖鞋引我们出了门。自己走在前面，一手食指转着钥匙环，一边不住地打哈欠，偶尔用手遮口，低着头踢踢踏踏地走，看到太阳便仰脸眯起眼。
门诊大楼里病人不少，到处是拿着病历候诊的委靡不振的军官和士兵，还有很多家属和地方病人，时而人们闪开一条路，让个把身着便衣由年轻战士搀扶的退休将军颤巍巍地通过。
杜梅领我们到挂号室门前，自己进去替我们挂了个号，拿了一份空白病历出来问女的姓名，潘佑军胡乱编了个名字，她随手写上，又随便填了其他栏目，领着我们去妇产科。
她进了妇科诊室，把病历放到一个正在写诊断的老年女大夫面前。女大夫的表情很不耐烦，她全然视若无睹，和颜悦色地和女大夫讲，女大夫显然拒绝了她的要求，掉头自顾自地继续给一个孕妇看病。
杜梅拿着病历站在一边，耐心地等到对桌的一个中年男大夫看完病人，又凑过去和这位男大夫嘀嘀咕咕地说什么，一会儿出来叫潘佑军的女朋友进去。
那个男大夫站起来把潘佑军的女朋友引到里边诊床上去。
“今天能做吗？”潘佑军问杜梅。
“做不了，还得再约。”杜梅坐到一排大肚子“蝈蝈”中间向走廊两头东张西望。
一个小护士领一对青年男女走过来，她站起来和那小护士很亲热地交谈。小护士拿着病历进了诊室，她让那个显然也是来打胎的姑娘坐她的位子。
她就站在我身边，可样子好像没我这个人似的。
她不时对远远近近走过的认识的医护人员堆出一脸笑容，指指她身边的潘佑军和我，以示来此的目的。
潘佑军的女朋友从诊室出来，那个男大夫又把杜梅叫了进去，很严肃地和她说什么。
“怎么啦？”她走回来，潘佑军忙问。
“她这个手术一时还不能做。”杜梅看了眼那姑娘对我们说，“医生说她有妇科病，要先治病。”
那姑娘脸一下红了。
“她是你们俩谁的？”她又问。
潘佑军只得连忙申明：“我的我的。”
“那你也要检查一下，她的病传染性很强的。”
这时我在一边笑了。
潘佑军狼狈不堪。
杜梅冷冷地看了我一眼，我立刻恢复了严肃。
潘佑军一定要请杜梅吃午饭。
“不用了，何必呢？”杜梅说，“我中午在食堂吃就行，下午还要上班。”
潘佑军再三坚持，这就像一个人当街摔了个大马趴，一定要迅速站起来，不顾伤痛，佯作无事地泰然走开。
“那就在附近随便找个地方吧，简单点。”杜梅说她要回宿舍换件衣服。
我们说好了要去吃的地方，潘佑军带着他那个女友先去占座，我在医院侧门口等杜梅。
十分钟后她来了，仍穿着拖鞋，只是把睡裙换了，又穿上她那条果绿色的短裤，长长的衬衣下摆很肥大，给人感觉她好像光着两条腿。
医院院墙外也是一条很窄的街，来来往往的人中有不少是医院的干部、医生。她一路走一路和人打招呼，不时站下和人聊上几句。
路上她只和我说了一句话。一个穿军裤的老头在街对面远远用手指点她。
她对我说：“我们政委。”
然后把衬衣下摆在腹前松松地挽了个结，这样看上去不那么色情。
我们到了街拐角处的那个大饭庄，进去楼上楼下找了一圈，没发现潘佑军和他的女伴。
“怎么回事？地方说错了？”她站在一厅大吃大喝的人们中间问。
“不会吧？是说的这儿没错。这附近还有别的饭庄吗？”
“那就算了。”她掉头往外走。
“别别，都来了，我请你吧。”
正好靠窗的一桌人吃完，呼拉拉起身离席。我们便在杯盘狼藉的桌旁坐下。
我们坐下又伸着脖子在大厅找了一遍潘佑军，杜梅在椅子上扭来扭去地像个玩具竹节蛇，确实没有潘佑军，我们才规规矩矩坐好。
“你好像不太爱说话？”杜梅说。
我正在专心致志看菜谱，对前来收拾桌子的服务员点了几样菜，把菜谱递给杜梅：“你再看看。”
杜梅不接菜谱：“我随便，吃什么都行。”
我把菜谱还给服务员，说：“就这样儿吧，不够再添。”转脸对杜梅说，“其实我挺爱说话的，只不过在生人面前话少——性格内向。”
她“噢”了一声，看了眼窗外的街景。一辆越野吉普车在马路上猛地刹住，稍顷，一个长发男子从车顶杠下飞出，一骨碌面对面坐在车前马路上，两手抱着右膝神态痛苦地向一侧倒下。
我刚喝了一大口冰镇啤酒，哇的一下从口鼻中喷出来，一脸酒沫儿，放下酒杯连连咳嗽着忙用餐巾纸擦揩鼻子。
“呛着了。”我用餐巾纸用力擤着鼻涕说。
“慢点喝。”她关照了我一句，全神贯注地看窗外。
半个餐厅的人都伸着脖子瞪眼往外看，有好事者饭也不吃了，撂下碗筷跑出去。
一个端着鱼盘上菜的女服务员也歪着脖子看傻了，手里的鱼盘倾斜，汤汁一滴滴落在胁下正埋头吃喝的顾客头发上。
那个神气十足长了一头好皮毛的汉子蓦地警觉。
“像你这样的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肯定送我们医院去了。”
车祸现场已围起一圈人，警察也从路口的岗亭上下来；几个小伙子抬着受伤者沿街飞奔；肇事司机愁眉苦脸地一边掏驾驶执照一边向警察解释。
满餐厅的人都在互相捅着胳膊肘问：“死没死？”
杜梅收回视线，瞅着我：“嘿，你刚才说什么？”
这一问倒也把我问愣了：“没说什么。”
“以后你跟人有事可以找我。”她蛮有把握地对我说。
“什么事？”
“嗯……”她用手比划半天，也没比划出个形状，“没事就算了。”
“我能有什么事？”我说，“我能跟谁有事？”
“你这么大岁数还没女朋友？”她似乎有些为我惋惜。
“我哪么大岁数了？”我颇为不快，“我还觉得我含苞欲放呢。”
“噢。”她凝神想了一下，忽然来了兴致，“我们宿舍有个女孩不错，今天不巧你来她不在。我觉得她跟你挺合适的。哪天我介绍你跟她认识认识呀？”
她说着看了眼腕上的手表，立刻站起来：“接班的时间到了，我得走了，谢谢你请我吃饭啊。”
她转身匆匆走了。
我结了账，出门时又见她一头汗匆匆走回来。
“落什么东西了？”我问她。
“忘了留你一个电话了，到时候怎么找你呀？”她张着手掌对我说，“就写我手上吧。”
“笔呢？”
“噢，没笔。”她转身拦住一个过路人问：“同志，有笔吗？”
那人站住，浑身上下地摸，似乎自己也不知道带笔没有，半天回答：“没带。”
又过来一个背书包的小学生，她又拦住人家小孩花言巧语地借笔。
小学生从书包里翻出铅笔盒，她自己挑出一支圆珠笔交给我。
我便把我的电话号码写在她的掌心上。
她往医院走的路上，不时张开手掌歪着脑袋看。
“为什么呀？你为什么看不上她？我觉得她人挺好的。”
“人是不错，她要是一男的，我能和她成为特好的朋友。”
“我觉得你这样特别不好，以貌取人。”
“不不，我觉得我挺高尚的。要帮助一个同志吧，就要帮助最困难的同志。”我说着走过去把她从床上拽起来，搂在怀里。
她一边熟练地和我拥抱，一边继续喋喋不休地说：“你是这么说的，可不是这么干的。再考虑考虑，别匆忙下结论，多跟她接触几次你就知道她其实有多温柔，另外她也挺有钱的……”
杜梅陶醉地和我接吻，闭着眼向后仰着头似在寂寞时深深地吸足了一口烟。
外面天色尚亮，她们宿舍的光线已很昏暗。有些女兵在楼下打羽毛球，可以听到网拍击球的“嘭嘭”声和一阵阵骤然而起的清脆笑声。
“我是不会和你性交的。”停了一下她又说，“除非你是我丈夫。”
“这个容易，那就是吧。”我说着还是丢了手。
“你别勉强。”她坐回床边，跷着二郎腿继续嗑瓜子，“我不是有意考验你，你别害怕。”
“我害怕？我就不知道什么是怕。”我大声干笑。
“哎，”她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你要觉得扫兴，可以不理我，现在就走。”
“没有，我不是，噢，你以为我就是专门来跟你干那事的？”
我在她身边并排坐下，茫然看窗外。
她把那袋奶油瓜子递给我，我抓了一把。
“你别着急，现在我还没感觉呢。得等我什么时候有了感觉，我就去找你。”
“行行，不急。”
“现在咱们就好好坐着说会儿话吧。你知道我们宿舍见过你的女孩怎么说你吗？说你特酸……”
“你注意看杜梅。”
我们站在街上，潘佑军眼角瞟着站在不远处商店屋檐下的杜梅小声对我说。
“她站在阴处时脸上的线条很柔和，一旦太阳照到她脸上——有没有一种刀出鞘的感觉？”
我和杜梅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我有什么活动，譬如吃饭、很热闹的聚会或是当时很著名却又难得一见的电影便招呼上她。她有什么一个人办不了的或需要男人陪伴的事，譬如接站、去交通不便的地方取东西也叫上我。有时她值夜班就给我打电话，我们就在电话里聊上几个钟头，海阔天空地胡扯，最近遇到了什么好玩的人和好玩的事，哪个医生对她有意了，我又认识了一个什么款式的姑娘。话题偶尔接触到性，我们也能用科学的态度热烈地不关痛痒地讨论一番。她在电话里很认真地对我说过：“真遗憾，我发觉跟你认识时间越长，咱们越不可能成为那种朋友。”
“真遗憾。”我也说。“不过也无所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我们从来不谈吴林栋，就像这个人不曾存在过一样。但我自己躺在床上睡不着时，我却更多地想吴林栋。我想象不出他是怎么和杜梅相处的。据我所知，吴林栋是一个毫无羞耻感的甚至有时对女人使用暴力的家伙。也许对这样一个人来说，事情倒简单。可别人不也认为我是个无耻的人吗？很多场合我也确实是那样。但和杜梅没怎么费事我就变成了一个演说家一个政客一个知识分子，简言之，一个君子。
人人都认为我和杜梅是情人，可我从第一次接吻后连手都没碰过她。
我为自己道德上的进化感到高兴。
那天我正在上班，杜梅打来电话，让我马上到她那儿去一趟，带着哭腔说有事。我问她什么事我正在上班。她不说只是坚持要我立刻去。我跟她解释我走不开，能不能等下班之后。她说不行。可我确实走不开我再三跟她解释。她似乎很失望，没再说什么，把电话挂了。
其实我没什么重要的事，她打电话来时我正在看《人民日报》上一篇艰涩的理论文章。我只是不想给我的上司一个自我满足的机会。我刚接电话露出要出去的意思，他就在一边搔首弄姿，把自己搞得庄严一些，只待我去请假，为难半天，斟吟半天，最后作体贴开明状鬼鬼祟祟地批准我——宁肯混到下班！
下班后我随着人流出了公司大楼，才觉无聊。这时我看到杜梅在街对面的公共汽车站下了车，穿过马路向挂着醒目大白木牌的公司门口走来。
她背着沉甸甸的书包在车水马龙的马路上走走停停，东张西望，像是一只鹤小心翼翼地涉水过河。
她一看见我就笑了。当时天凉了，我穿着一身扣子扣到脖颈的深色中山装，挟着个皮包，活像一个道貌岸然的国民党市党部委员。
“本来就是小职员嘛。”我笑说，“在办公室我还戴套袖呢。”
她仍是笑：“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副嘴脸。”
我真欣赏她这种率真、大方的态度，毫无有些姑娘的扭捏、斤斤计较。
“请不动你，我就自己跑来了。”
“什么事啊？”我问她。
“没事，就是想你了，一个人在宿舍呆着忽然觉得空虚了。”她说完笑望着我，“没事就不能来找你吗？”
我笑，不说话，一把拉起她的胳膊就走。
“今晚我不想回去了。”她注视着我的眼睛说，“她们都回家了，宿舍里就我一个人，我们那楼里还有老鼠。”
小冷饮店里已经没几个顾客了，我们要的饮料也都喝光了。从下午5点起，我们吃了一顿好饭，看了一场好电影，又在这个冷饮店里坐了几个小时，吃遍了这家店所有品种的冰激凌，花光了我们俩身上的所有钱，再要一瓶汽水也要不起了。
可是我感到幸福，像好天气好酒一样让人周身舒坦。
“去你家。”她要求说。
在灯火通明的地铁车厢里，她靠着我的肩头睡着了。车厢里都是欢度完周末一起回家的恋人，一对一对依偎着喁喁私语。
在我家黑黢黢的楼前，她像夜行的猫一样双目炯炯发光，上身挺得笔直，步履矫健。
我轻轻地开锁，悄悄地进屋，连灯也没开，直接把她带进我房间，但还是被我那个做过情报监听工作的爹发现了，很快把我妈派过来了。
我妈妈敲门把我叫出去，说有事跟我说。
我怕她说出什么难听话，直接批评她：“你们干吗总把人往坏处想呢？为什么到死也不相信人间有真诚？好啦好啦，知道知道，你家没出流氓，放心回去睡吧——我到别的房间去睡。”
杜梅正坐在我的桌前开着台灯看书，我觉得这个姿态也大可不必。
我带她到卫生间洗脸刷牙，指给她我的毛巾和牙具。她自己带着全套盥洗用品，关了门洗了一遍，容光焕发地回到房间，她甚至换上了自己带的睡衣。
她在我指定的床上很安静地躺下休息。我坐在床头和她又聊了一会儿。我一边看着她说话同时非常想低头再次吻她，不知为什么总鼓不起勇气，那贯穿了今天一晚上一路的亲密无间的气氛忽然消失了、稀薄了、变味儿了。
她侧身躺着望着我，一接触到我的目光便垂下眼帘。
我客气地关门熄灯离去。
这一夜我睡得很安稳，什么也没想，梦也没做一个。
第二天早晨，我被人捅醒，一睁眼看见杜梅睡眼惺忪站在我床前用手背使劲揉眼睛。
看到我睁开眼，她一句话没说爬上床钻进我被中，头拱到我怀里，枕着我的胳膊，闭眼又睡。
我搂着她，摸着她背上薄薄翘起的肩胛骨，心里感动万分。
我们就那么互相拥抱着又睡了。
中间我醒过一次，看到她已醒了，举着衣袖褪落的一只胳膊在窗外射进来的阳光中来回转着五指伸开的手安静地自己玩呢，腕关节的骨头发出轻轻的“咔咔”响。
我最终醒来已是中午，我父母在房外走路，低声说话，窗外传来不知楼里谁家收录机放的老流行歌曲。
她已经起床，穿戴整齐地坐在桌前眺望窗外的景色，一边吃着不知从哪儿翻出来的肉脯。听到我在身后发出响动，她牙齿咬着一片肉脯转过脸来，把手里的一片赭红色的肉脯塞到我嘴里。
我并不是出于感动才导致后来和她结婚。毕竟感动只是一瞬间的情绪波动，而大部分时刻却是在理智地权衡。
那之后不久，我去外地为政府办点事。在长江边一个旅馆的小房间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她。那梦境不堪入目，她躺在我上司的怀里，似乎比那天躺在我怀里还心甘情愿，看见我出现在床边上也无动于衷。在梦里我就很心酸，醒来仍在流泪。
我想我还是对她发生了感情。算不算爱情我不敢说，起码可以说她使我珍惜，如同我对自己的尊严、权利或者健康一样。
我回来时她去车站接了我。我立刻发现了她的变化，嘴角起了一大溜燎泡，涂着紫药水。一见我她就拉住我的手用指甲掐我。
那疼痛真是钻心。
领结婚证那天我们就吵了一架。
本来是喜洋洋地去登记，事情办得也非常顺利，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简直是毫不负责地扯了证盖了章，连我们带去的各种手续都没仔细看一眼。当时我还想：骗个婚很容易嘛。
从办事处出来，杜梅无端地就有些情绪低落，低着头走路不吭声。其实我心绪也有些浩渺，没什么获得感，却好像被剥夺了什么。但我就不使性子，还和她开玩笑，既然已经拴在了一起。
“从此就不算通奸了吧？”
她看我一眼，慢悠悠地说：“你是不是觉得没意思了？”
“没有，我就是觉得自个忽然大了。”
“没人管了是不是觉得不舒服？非得做贼似的才过瘾？你要是觉得后悔，现在改正还来得及。”说着她便站住。
“走啊。”我拉她，“你瞧你这人，还开不得玩笑了。”
“本来就是嘛，我不想留下话把儿，好像我逼着你结婚似的。”
“谁说你逼我结婚了？”
“我听你那话就是这意思，莫大遗憾似的。”
“开玩笑。”
“我觉得不是玩笑，你心里就那么想的。”
“你这人怎么那么小心眼啊？”
“你才发现啊？对，我就是小心眼儿，我毛病多了，瞧不上我早打主意。”
“真他妈烦人！”
“觉得我烦了是不是？现在就觉得我烦了，那将来我看咱们也没什么好结果。”
“不知你什么意思？是不是你后悔跟我结婚了？你要后悔那我成全你，咱们回去离婚。”
一句话说完，她流下眼泪：“我什么时候说过后悔了？自己后悔，又不好意思说，往别人头上栽赃。”
“杜梅杜梅，”见她哭了，我忙上前安抚，“你瞧这本来是喜事，无缘无故地弄得挺伤心。街上人都看你了——咱不这样行吗？”
她背身低头用手帕擦泪，光鲜红艳地掉回身，挽起我胳膊默默地朝前走。
一路上我不住嘴地给她喂好话，解除她的各种顾虑。
“你说我要不是真心对你好，我能跟你结婚吗？我这么自私的人能决定跟你结婚——我完全可以不这样，反正也那么回事了——那就说明我……动了情，你说我会后悔吗？”
“那么多好女孩儿……”
“不不不，你，就是最好的！”
我以为她会笑，但没有，她只是仰起脸瞅我：
“我能相信你的话吗？”
我们在一个餐馆订了两桌饭，请请我和她的狐朋狗友。老板是我的熟人。我给了他二百块钱，对他说：
“多一个子儿没有，还得吃好。”
“没问题。”老板忙道，“酒水归我，我就不单送礼了。”
到了开饭时间，杜梅自己朴素大方地来了。
“你的姐们儿呢？”我忙迎上去问，“我们这儿一帮糙老爷们儿等着和她们认识认识呢。”
“她们都有事来不了，我们自己吃吧。”
她坐下就和我的朋友们干白酒，对他们的粗鲁玩笑报以哈哈大笑，一个人把气氛挑得极为热烈。
老板看到这场面把我拉到一旁夸奖她：“你媳妇——行！”
回家她对我说：“我没通知她们，明天给她们带点糖就行了。”
“是不是没朋友啊？”
“对。”她翻箱倒柜找出我们家存了好几年的奶糖、水果糖，花花绿绿装了一大塑料袋，对我说，“从今往后我就只有你一个朋友了。”
她为再见我父母改口叫“爸爸”、“妈妈”愁了好几天，最后实在躲不过去，涨红了脸，别别扭扭，声音还没蚊子大地叫了一声，搞得我父母比她更难为情。叫了一次后再没勇气叫第二声。我亲眼看见她为了和我妈说件事，耐心地在一边等了半天，直到我妈转过身看见她，她才张口说那件事。
我不必受此折磨，因为她是孤儿。
结婚后我和她去过一次她姨家，给人家带了一些糖。她是在她姨家长大的，但成人之后和她姨的关系似乎就变得冷淡，很少再去。我们去拜望时，她姨虽然备了一份不薄的贺礼，但并未抱怨她结婚没打招呼，也未过多盘问我，似乎并不关心我是不是个坏人。很客气很周到地留我们吃了一顿很拘谨的饭。倒是她的表妹和她有说有笑的，跟我贫了几句，留了个我们新家的地址，说哪天去参观一下。
她对我说她父母是唐山大地震给砸死的。
我问她有没有遗照，看看我那丈母娘和老丈杆子的照片也可以知道她是什么鸟变的。
她说没有，地震使过去那个家荡然无存。我搜查了她的全部行李，也确实没有。
她告诉我，她长得像她妈妈。
她姨妈送她出门时眼泪汪汪的。
她们医院在宿舍区分给我们一间平房，比过去她住的那栋单身宿舍楼更破旧，是日本军队侵华时留下来的营房。在一个巨大的坡形瓦顶下，上百间标准开间的屋子沿八卦形走廊左右顺序排列。房间里窗户很窄很高，还是双层的，木板地几乎塌陷了，踩上去嘎嘎作响。走廊的地板已经全部损坏、拆除，下面的砖地也坑坑洼洼。即使在大白天走廊里也黑黢黢的，对面走过人来，不走到跟前看不清嘴脸。走在漫长、曲折迂回的黑洞洞走廊里总有一种走在地道或牢房的感觉，不知有多少刚受完拷打的抗日志士被如狼似虎的日本宪兵从这条走廊拖走过。
这组平房另一端被隔离开的几间房子是医院的解剖室。据杜梅讲，总是弥漫在走廊里的福尔马林味儿就是从那边飘过来的。那几间屋子里有三个巨大的尸池，里面泡着几十具男女尸体，从日本军队枪毙的犯人到我们枪毙的反革命，什么身份、年龄的都有。还有大量的夭折的畸形婴儿和器官泡在广口瓶中摆满陈列架。
平房里住满了医院的医生、护士和职工家属。尽管都互相认识，也没有一般居民四合院毗邻而住的人们的亲热劲儿，进进出出都绷着脸不打招呼，彼此存在着深仇大恨似的。
我喜欢这幢大平房中居住的人们身上的那种谁对谁都视而不见的独劲儿。
这条阴森森的走廊使我每次回家都有一种历险感。
我们刚分下这间屋，我的一个骗子朋友就发了财，就是说家里可以达到西方中下阶层的生活水平了。他过去的家具都不要了，被我们捡了回来，都是些八十年代初的时髦家具，在我们看来，已经很体面了。
搬家那天，我们借了一辆卡车，绑来几个朋友当装卸工。杜梅跑前跑后，指挥装卸，也挽起袖子加入到男人中抬大件家具。在狭窄拐角处往往被挤到墙上，身上的衣服蹭得灰一块白一块，依旧乐此不疲。
晚上，大致安顿停当，朋友们也走了，她又开始布置。像旧式深闺里的小户人家姑娘一样，她攒了一箱子嫁妆：杯垫、钩针织物、不锈钢刀叉诸如此类，没一样值钱的。她用这些花里胡哨的廉价货把这间兵营装饰得市民气十足。
一边铺挂一边还沾沾自喜地问我：“好看吗？”
我已经很累了，从改革开放以来就没干过这么笨重的力气活，躺在床上乜着眼说：“俗气！”
“哎，就是俗气。”她美滋滋地对我说，“你老婆本来就是个俗妞儿。”
“你这架式是打算跟这儿过一辈子？”
她停下手里的忙碌，严肃地望我一眼：“你是打算住两天再挪一新窝？”
“当然。”我坦然道，“我还想老死在一个带花园带游泳池的大房子里。”
“做梦去吧。”她笑道，转身继续忙活，唠唠叨叨地说，“住一天就得像个家的样子。”
“门上再贴俩喜字。”我叫。
“那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杜梅，过来。”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求你了！我已经是你老婆了，别逮不着似的。”
“你是不是阴冷啊？”
“我还阴冷？我觉得我都有点……快成女流氓了。”
“你见过女流氓吗？你最多也就算个逆来顺受的地主丫环。”
“有什么意思呀？你真觉得特来劲儿吗？觉可以不睡饭可以不吃？”
“你这话我就不懂了。咱们是为了一个什么共同的目的走到一起来的？”
“就为这个呀？那你何必找我？随便在街上找个女的不都可以？”
“你答应吗？不说话了吧？在其位就要谋其政。真逼我走到那一步，回过头来我还要控诉你。”
“这对你是最重要的是吗？”
“哎，我今天觉得你特年轻。”
“除了这个，别的都是可有可无？”
“我可没这么说，你别往这套儿里绕我。这是不可分割的。譬如说一个政权的巩固，枪杆子掌握在谁手里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忽视基层组织建设。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有点一手硬一手软？”
“我觉得你无耻！”
“那么你说，在你看来唯此为大是什么？得得，我也甭问了，肯定你也是那个回答。”
“你知道吗？”
“我太知道了，就像知道你姓什么哪国人民族籍贯文化程度。”
“你说我听听，你真那么了解我？”
“就是那最酸的，被各种糟人玷污得一塌糊涂，无数丑行借其名大行其道的那个字眼。”
“你对这个字恨成这样？”
“是是，深恶痛绝。简直都有生理反应了，一听这字我就恶心，浑身起鸡皮疙瘩，过敏，呕吐。一万个人说这个字一万个是假招的！”
“是不是勾起你什么伤心事了？”
“你别跟我开这玩笑啊。”
“……我是真的。”
“对对，你是真的。”
“你不信？”
“没说不信，信。”
“看出你不信，但早晚会让你信！”
我们的蜜月没有出去旅行。本来想过把财政危机转嫁到外地的亲友头上，但我们都觉得累，一身都很紧张，不想再人为地制造更大的紧张了。
那些天，我们除了吃饭、排泄，就整天躺在床上，困了睡，醒了就聊天，不分昼夜。有人来敲门，我们也不吭声，装作屋里没人。
我们聊过去，在我们俩相逢前各自认识的人，遇到的悲喜忧愤，从不想未来，因为我们没有未来。
越聊我们越觉得我们相识纯属偶然，有太多的因素可以使我们失之交臂。纯粹是一念之差，邂逅了，认识了，关系进一步发展了。在此之前，我们能活到与对方相识都是侥幸。疾病、车祸以及种种意外始终威胁、伴随着我们，还有那些危险的人们。
杜梅紧紧拥抱着我，头抵在我的胸前哭泣，我们都感到对方弥足珍贵。
破涕为笑之后，杜梅又问我，在她之前我和多少女人睡过觉。
“没有。”我一口咬定，“你是头一个。”
“有没有比我好的，长得比我漂亮的？”
“没有。”
“就是说她们都长得不如我？”
“既不比你长得漂亮也没不如你，我是说压根没有。”
“好吧，不管有没有，反正从此以后她们就都不存在了，从没存在过，你心里只许想着我一个人。”
“好吧，就当她们没出生过。”
“真能像她们从没出生过那样忘干净？”
“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
“啊，你还是有过。不不，不必解释，这不怪你，怪我没有早点认识你，把你一个人孤单单地扔在社会上，社会多复杂呀——我失职。”
杜梅坚决表示不要孩子，激进得像个低年级的大学生。
其实我对孩子也不感兴趣，但她既然已经激进在先，我不妨多表现出一些传统价值观。
“孩子还是应该要一个的，一个家嘛。”
“不不，坚决不要。人家说了，有孩子夫妻感情就淡了。”
“谁说的？”
“人家。我想也是，有了孩子你就会对孩子好不对我好了。我不能容忍我们俩之间有这么个第三者。”
“还是要。现在可以不要，将来一定得要，否则老了怎么办？”
“将来也不要，永远不要！就我们俩，一辈子，老了我伺候你。”
“万一你死在我前头呢？”
“那我就先毒死你，然后自己再死。”
“我的天！”
我们挎着篮子去农贸市场买菜。在一长溜吆喝声此伏彼起的菜摊前挑挑拣拣，讨价还价。杜梅不厌其烦地叮嘱小贩：“给称足啊。”
那天是星期天，农贸市场的顾客摩肩接踵，其中有不少医院的熟人。杜梅见到熟人就大声打招呼，对人介绍我是她爱人。我就得对人家笑，腾出一只手和那些素昧平生的人握手。
杜梅挽着我在农贸市场从头逛到尾，我看着阳光下熙攘的人群想：这大概就是幸福吧。
晚上，贾玲和医院的一帮小护士来我家串门，一进走廊就听到她们的吵吵嚷嚷，扯着嗓子喊杜梅的名字。找到我们家门就用脚“乒乓”地踢门，然后疯疯癫癫地一拥而入，大说大笑，在屋里东张西望，看见什么都新鲜。
贾玲大声对杜梅抱怨，“怎么搞的？我回家休趟假，你就匆匆忙忙把自己嫁出去了，也不等我把关，将来吃亏怨谁？”
“怨我怨我。”我对贾玲说，“本来杜梅是想等你回来再说的，可我的魅力实在无法抵挡。”
一屋子姑娘大笑，贾玲也笑，横我一眼，“别臭美了，我要在就没你什么事了。”
“对，那就是咱们俩的事。”
“哎，杜梅，看出你丈夫是什么人了吧？”
“早看出来了。”杜梅倚在桌边笑。
我拿出糖招待姑娘们：“吃糖吃糖。”
姑娘们一齐摇头：“不吃，太齁。”
“那喝水。”
“不喝。你别忙了，我们呆一会儿就走。”
“你们让他忙，他就爱向女孩儿献殷勤。”杜梅在一边说。
“怎么样，他对你好吗？”贾玲剥了一块糖含在嘴里，坐在床上问杜梅。
姑娘们又笑，笑得杜梅有点不好意思：“还行吧。”
“那当然，”贾玲看我一眼道，“这人一看就惯会甜言蜜语，越是这种人才越要提防呢。”
“贾玲经验特丰富，人家什么人没见过呀？”我说，笑眯眯地吸烟。
“反正你要想对我们杜梅使坏，那你就算倒霉了，毁你太容易了。”
我和贾玲你一句我一句地穷逗了会儿。她们起身告辞要走。
“忙什么的，再坐会儿。”我挽留她们。
“还是早点走吧，别影响你们休息。”
贾玲的话又引起姑娘们一阵会意的大笑。
送走贾玲她们，回到屋杜梅望着我意味深长地笑：
“特恋恋不舍是吗？”
“哎，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庸俗啊。”我掩饰着愉快的心情，坐到一边看电视，看了两眼电视忍不住笑了，掉脸对杜梅说，“我不应该对你的朋友们热情点吗？”
“应该应该。”杜梅笑吟吟地说，“贾玲可爱吧？”
“你说的是她性格吧？长得只能算一般，比你差远了。”
“你不是就喜欢她这型的，圆圆的，脸红扑扑的，水蜜桃似的？”
“她腰长。”
“嗬，观察还挺细的，腰长都看出来了。别不好意思承认，喜欢就喜欢呗。”
“你说你这人多没劲。你要那么巴不得我喜欢她，那我就喜欢她——是不错嘛。”
“哼。”杜梅腰一扭，鼻子一哼，“少跟我来这套！我还看不出你那点坏？可迷着了哈，瞧你那兴奋劲儿贾宝玉进了大观园似的，眼睛都不够使了吧？我们医院漂亮姑娘多了，还有更好的呢。”
“好的再多，也得一个个来。”我刺她一句，懒洋洋站起来去洗脚，回头对她说，“你说你吃这没头没脑的醋有意思吗？”
“我才没吃醋呢。”她抖着一条腿撇着嘴说，“多爱搭理你似的。”
“德性！”我斥责她。
杜梅躺在床上就着台灯看一本小说，我躺在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她翻过一页，掉脸瞪我一眼：“看我干什么？”
“羡慕你！”我也瞪眼。
“我有什么可羡慕的，整个一个苦命人儿。”她又看书，端起床头柜上的水杯喝了口水。
“能嫁给我还不该羡慕？真是傻人有傻福气，居然能找着我这样儿的还不费吹灰之力。”
“得了吧，你别自我感觉良好了。”她笑，眼珠一转，放下书，偏脸盯着我道，“噢，还想着呢，特替贾玲遗憾是吗？没关系，你去跟她说说，让她当二房，我没意见。”
“别学得这么下流好吗？这不像你。”
她又举起书，虽然眼睛盯着书，可脸渐渐地红了。
她撂下书，埋头钻进我被窝，喃喃地说：“就不许你觉得她好。”
杜梅真有股黏乎劲儿，那些天她几乎是没日没夜地猴在我身上，即便是在睡梦中也紧紧地抓牢我。当我重新回单位上班，我感到松了一口气。
我们约好下班后她到我们单位来找我，一起逛逛街，然后回我家吃晚饭。
下午六点她准时来了，一见她我毛骨悚然。老实说她就不能打扮。我见过很多青春期穿着军装度过的女人，一改文职就胡乱穿起来，惨不忍睹莫此为甚。
街上的人都看她，她兴致勃勃在我看来近乎恬不知耻。这种情形下，她再欲和我勾肩搭背作亲热状孰不可忍。
“怎么啦？”我抽开胳膊闪开身，她问。
“大街上。”我不想无礼，另外我也知道她以为她这是为悦己者容呢。
“大街上怎么啦？你还怕谁看见？”她东张西望，“哪个是你‘情儿’啊？你指给我看看。”
我没吭声，只是斜眼冷觑她。
“看什么？”
“看你好看。”
她沉下脸，从墨镜后盯着我。
我忍不住数落她：“你怎么打扮得跟只‘鸡’似的？”
她扭脸朝旁边商店的玻璃橱窗照了一眼。
“你出门照镜子了吗？头上那缕头发用火筷子烫的吧？哪垃圾箱捡的这条黑网眼的连裤袜？再在肩上钉点亮片脖子上挂串玻璃珠子耳朵上挂俩钥匙环你就齐——你去哪儿？”
她扭头就走，我追上去：“你到底想去哪儿啊？”
她不吭声，只是大步向前走。
“站住，那个方向是派出所，你要去投案啊？”我低声下气地劝她，“别生气呀，有什么话咱们回家说。”
“别跟着我——讨厌！”她站住，大声对我说。
一街人都闻声回头，马路对面的两个巡逻的武警也站住往这边瞅，眼神警觉。
我大惭，狼狈不堪，她得意地瞟我一眼，傲慢地向前走去。
我一个人回了父母家。我妈妈问我怎么一个人来了？我佯作镇定地说杜梅在后边，一会儿就到。
饭都做好了摆上桌，她也没到。家里人问我等不等，我没好气地说不等了，端起碗就吃。
一顿饭吃完她也没来。我无聊就给潘佑军打了个电话，问他们这阵干什么呢。
“我还问你干吗去了呢？”他说，“至于嘛，不就结个婚嘛，面都不照了？”
我说一会儿到他那儿去。又等了半小时，杜梅还没来，我沉不住气了，也没心思去潘佑军家，直接回家。
我一见家里的窗户亮着灯，气就不打一处来。进走廊摸黑寻路时，在一处拐弯提前拐了，一头撞在墙上，脸都搞脏了。
我一脚踢开门进去，杜梅正一个人一边吃橘子一边看电视，床上摊了一片新买的衣物，神态怡然。
“你干吗去了？”我厉声质问她。
“你不是嫌我给你丢人吗？我自己逛商场去了。”
“约好了去我家吃饭，你为什么不去？”
“我跟只‘鸡’似的，怎么去你家呀？一想，算了吧，人家那么爱面子，就别让人家脸上下不来了，还得装亲热，那多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