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是个窝里横儿。出门就紧张，人多就肝颤，特别是我怕群众。我见群众有巨大精神压力。为什么我不爱去各种社交场所？到门口我进不去，人一多就把我吓着了，惊着了。我觉得群众挺操蛋的，你站在他们对面，他们就千方百计逼你逗他们高兴，特别齐心想看你当场变成猴儿。我去过一次什么狗屁大学年轻不自重的时候，刚上台我他妈的就觉得特别糟心，就觉得自己正一脸媚笑，想控也控制不住，我害怕呀！怕底下有人不喜欢我呀。所以什么不得体的话只要有效果就喷，感觉在那儿演了一晚上流氓。中间有一胖大女生愤然起身走了，我顿时就觉得心里掉了摄氏五度，好像做了什么对不起这人的事，偷了人东西什么的，一边嘴里继续胡说，一边想跳下台追上去，叫住她：哎，同学，我怎么得罪你了？那胖姑娘后背我现在还有画面，衣服颜色不是橘黄就是淡红，肩膀上吊着一带儿倍儿长的沉重书包。

所以，我最流畅最自信的时候，实际上就我一个人儿的时候。天生写东西的胚子。过去，有一阵，1991年以前，我觉得写作我是拿来当饭碗的。拿那个提升社会等级，中国这么残酷的社会，你敢往下掉，你就不是人了，大家能踩死你。我必须往上，蹲到一个至少不挨欺负的位置。我不是说我上去要干吗，我信这句话：贫穷既罪恶。也不能最后他妈的被日常中的那种可怕摧残了，自信全磨灭了。那后来，我感觉挣钱和写作这俩事缠在一块了，也挺拧巴的。很长时间我完全忘了写作其实是我一爱好。就觉得是一饭碗。你想我这么想这事，天天写作就等于天天闷家里做饭，我能觉得有意思吗？用《绿帽子》里的台词：我他妈能舒服吗？所以1991年以后我决定不写了，出去玩几年，我一点也不遗憾。我还记得在上海写了一傻逼告别宣言之类的东西发在《新民晚报》上，好像还是钟红明帮新民约的稿。

我现在等于是，把这俩事分开了。写东西就是纯粹爱好，挣钱就是电影了。这回一发杂志，好像又不像了。好像又有点见钱眼开了。心里一股很熟悉的过去那种追名逐利的干劲又涌了上来。我他妈就不能该着我的钱不拿！这是我一大弱点。跟，就是不能让人把我当傻逼！并列为两大过不去。

电影最终是导演的。钱制片人挣，名儿导演出，编剧夹在中间，本来就不是最大受益者，我干吗要负责？我使一半力已经很对得起大家了。我觉得不为钱写作确实非常愉快，真的！我这几年不是还写了俩长篇嘛，当然我不准备发了。不发的原因是我觉得写得不好。写写就发现，其实还是在千方百计偷偷满足公众要求，比如话到包袱口了，必须抖一下，不抖显不出我机灵。靠。我真不是无时无刻都准备谄媚各种恶势力。我怎么这操性啊？我估计啊，什么时候我目中完全无人了，我就算成了。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一辈子不老实，一辈子说瞎话，老了一定要敞开一把。

孙：我正相反，公众没要求，反正你扯什么咱们也不怎么明白。就有年轻的朋友拿亨利·米肖的话来安慰我，说是一个人要是有两千个以上的读者就该去自杀。人总有办法宽慰自己和别人。（王大笑）

王：过去，还不说社会要求你一作家要有责任感，你自己也觉得说出去的话最好别太乌七八糟，做不到正确，就尽量圆滑。最近我越想过去这些也不知谁灌进我耳朵里，就当行为准则约束自己的东西——越觉得可气。我怎么可能每句话都正确？我是谁呀？凭什么我就得正确？而且什么是正确啊？哪儿刻着呢？我对你负责，我怎么可能对你负责？没可能！我都不认识你。

仅仅是不为钱写作，就感到从没有过的自由感。原来，说实在的别看我这操性还有很大的自我克制：这句话能发吗？不能发，我就别这儿费劲了。我绝对自个儿跟家瞎琢磨：这段我不这么写，我拐个弯儿，你们看不出来了吧？好像很巧。其实是把真正想说的，主要的意思，那个原来的坏就放弃了。

因为原来我，大家都说，你写出来的东西是给大家看的，那么你就要对大家负责，大家都挺容易学坏的。我觉得我现在写的——当然我不是指这个剧本了——我写的其他东西，就为我自己看，我就不为大家负责，我甚至都不为我自己负责。

孙：“大家”其实是这样一种东西，你指望他的时候，他就跑没了，你不指望的时候，他就蹦到你跟前了。

王：但是生活总是要买很多东西的，有时候人家把钱搁在你面前，就拿走你几句话，我凭什么不让人拿走？几句话嘛，想要还有。但是扛着，不发，不缺钱，等我死后吧。为钱写作多不牛逼啊！回来一进家，真缺这两块钱。有这两块钱跟没这两块钱还真就不一样。说不要，但是回家想。想怎么说服自己：你不是那人啊，让谁将住也别让自个儿将住啊。扛到今儿，一下秃噜了，一秃噜百秃噜。守志很难的。

我想我将来就是，现在因为有这种可能，现在有这种可能。现在这个东西写出来卖出去需要一个中介，比如出版社呀，比如说电视台呀，比如说电影发行公司。这些中介呢，有他们自己的喜好，而且是不问对象向全社会推广，那你就要照顾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全社会——就是连小孩也算，精神不正常不能对自己行为负责的人也算，那水平就是最低水平。是啊，他不能负责，只能你负责了。这要求很合理，你要连小孩、精神病的钱都赚，那你当然要负责。

那互联网就提供了一种可能：我东西搁这儿，小孩不许进来，精神病不许进来，就像黄色网站似的，先屏蔽了他们。我相信这技术不难。成年人进来，能为自己负责的人进来，大家先看，看着不满意，您可以不花钱，看着还行，要下载，您就付我这下载的钱，一页一毛，就咱俩之间，一对一，不许中间那些乌七八糟的人抽成儿。事先说好了，出门您打家劫舍可跟我没关系，要签同意书的。或者我在网页底下写上一条：点击下载就意味着您已经承诺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并自动放弃因您本人行为失当对本网主进行的所有精神追偿权利——将来直至永远。您不能说因为我受了刺激。

我们俩这交易就算完成了。——我就说，避免大量冤魂进来。这想法我觉得挺好。尽管现在未必能做到，赶明日后一定可能。

孙：这就是你写得痛快，买的人也觉得值。

王：就是你这话我看着高兴。或者哪天您看着不高兴了，扭脸骂我一顿，我也知道是谁在骂。不是莫名其妙冤进来看热闹，以为我这是热闹，但一看完全不是热闹。这种人最冤，那我觉得这些人不必了。我也不觉得一毛钱叫钱。当然，那位，花钱不多，脾气也没那么暴。

孙：有些人以掺和为主，仗着人多，觉得自己离真理比较近。

王：我个人有两个梦想，或者说是自我要求：一个现在不能说，一个是希望能最终真实地表达一次。巴金先生说过，讲真话。我觉得讲真话特别难。讲真话就算是有条件和环境，你讲出来的可能未必是真话，可能是被别人灌输的，甚至为了讨好听众说的话，那个可能不是内心真正想说的话。人其实很复杂，内心不断地被遮蔽，最终那个自己，我觉得认识起来挺难的。

孙：“遮蔽”这词儿也时髦了好一阵子了，海德格尔啦、贝托鲁奇的电影啦。

王：我过去讲过的以为是自己的话，大部分是流行观念，是别人的看法被我用了。我都忘了这话从哪里听来的，所有感觉都是别人给的。我觉得这里没有是否正确的问题，我希望我再说的话都是自己的，哪怕是错的，只要是我自己的。当然我也不觉得有些词谁有专利，他说过的话别人说就是受他影响，词儿不重要，自个儿琢磨也能说出差不多的。不好意思，我顶不爱看一本书里乱引用名人原话，好像跟人多熟似的。我当然觉得崇拜是最恶劣的品质，崇拜中最卑微的是崇拜名人。货真价实就不是炫耀了吗？

到今天我也不敢说我完全找到了自己，我说出来的话真是我想说的话。

听说咱们以后是信息社会了？我觉得信息社会，就是社会财富主要靠信息流通互相收费产生。原创信息——原始信息最宝贵。不必经过媒介进一步放大，把你修改成可爱的样子。我希望将来我自己可以不经过媒介加工，直接通过互联网将自己的信息提交给欣赏者，也使对方接收信息的成本大幅降低。一本书、一个电影，中间批发零售环节挣了百分之七十，他就是把这个话递给别人，有必要通过他递吗？他还挺事儿。

《纽约时报》还是一什么美国报估计说，二十年之内报纸会消失，你没必要去街上买报纸，从互联网看新闻就可以了，大量的信息完全可以通过更简单的操作获得。报纸消失的话，杂志没有理由不消失。我觉得电影也没有理由通过电影院来放映。少了中间盘剥，人们互相欣赏的成本会大大降低。

孙：一种科技进步所展现出来的乌托邦。愿景。这个词是我新学的，好像大公司里都这么用。

王：我算过账，每月汽油费加烟钱加物业费，吃饭又不贵，我其实一个月一万块钱就可以过去了。这样我一年挣二十万就够维持。我要卖书的话，现在一本书最多给百分之十六的版税，一本书定价二十块钱，百分之十六是三块多钱，刨去百分之二十的税净挣二十万块钱，至少要卖八万本。如果没有中间环节，我直接面对读者，一本书定价十块，刨去物流印刷之类，卖一万册就可以挣八万，卖三万本一年就齐了，我也不用到处吆喝去了。可是，现在我得给中间多少人弄钱，显得光我爱钱似的，不像话。

孙：好多人都为这事儿堵得慌。

王：到那时候，信息交流的成本大大下降，拍一部电影的成本也将大大下降。吃流通饭的，说实在的，二十年之内，这碗饭肯定不好吃了。谁用你当二传手呀！仗着你占着这块地方，你有银幕，你挣大头。没那事，我们以后都虚拟空间了，不需要你在那儿放映信息了。

不生产信息的人在挣最多的钱，这是本末倒置。“我给你编编。”谁用你编了，编的过程意味着什么？到那时候，言论自由反而可以接受。言论自由大家有顾虑，是怕不该听的人听到。要这样很简单，该你听的给你听，不该你听的就不让你听，譬如小孩，成年人的性生活您就别跟着听了，大家都自觉点，别弄得我们这些成年人现在都只能聊小孩的事。

我想那时候，每个作者、诗人、导演、歌手，都有自己的网站，你需要买他的产品，了解他的信息，可以直接上网购买，大家可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比现在消费一些所谓的信息产品便宜很多。艺术不是信息吗？

在艺术领域的自由表达，我觉得指日可待，我相信我活着能看到那时候，只怕到那时候我无话可说了。

孙：无话可说有一部分原因是不想说，没了那兴致。

王：潮流这事，得赶在点儿上。赶早了，说了等于没说。早年间，多损的稿费，按字算，卖得越多给得越少。将来，到那个时候，信息家——咱们都算信息家吧？容易生活，不用为了生活，摧眉折腰。流通成本没有了，需要一点制作成本的东西，比如电影、唱片，也不是那么可怕了，可以很便宜自己搞。

我觉得，三五年之后，数字会代替胶片，胶片实在太复杂，又要洗印又有很多不稳定的东西，胶片会变成经典，如京剧、歌剧啊，有些人喜欢这些的东西，就像喜欢手工活。

数字化以后，完全可以自己编辑，制作成本大量下降，小富即可承担。当然，你可以拍超级的，人类生活那么多元，可以无限地拍。反正有电脑特技，软件越来越发达，肯定会有。

一般写小说都是写完了定稿了给你看，我想搞一个在线写作，过程中的。因为写作中，至少在知识上是会出现偏差，表述上会出现问题，甚至逻辑上出现混乱。如果在线上，可以像一个在线游戏，以某人为主导，大家一起参与创作。但这种小说，需要一个特殊的类型。如果写我自己的生活，别人没法参与。如果是写公共生活，涉及所有人问题的，别人就会参与，纪实和报告文学就可以这么做。比如写个反腐倡廉的，有人会说“这不是腐败”，有人会说“制度不公平”，那个过程我认为是所谓说话写作本来所要达到的，最古典的艺术目的。那种有教化意义的作品，在线写作是最好的。当然，这要服务器充分支持才能达到。现在看起来，这是肯定要实现的，就是我在那儿一百个不乐意，我喜欢纸版书或者喜欢顶风冒雨上书店，怀着崇敬的心情买一本书，回家摸着书，感觉那纸，啊，像熟人皮肤。——就算一百个不乐意，也得眼睁睁看着它发生，到时那逛书店就变成玩古董了。

孙：这个电影里两个人在说话，有点交互的意思。

王：人就是和人交流。有的时候，一间房子就是一个世界，非常丰富。刚写完的时候，我还跟人聊过，我觉得现在拍的是讨巧省事的方法，是一个粗枝大叶的方法。其实屋子里有很多特殊的地方，那得细细地去观察，要用不同的光把它表现出来，每个人屋里有好多灯，不同的灯光下感受不同，我觉得这是非常可观的变化，可以请摄影全部拍到，然后想明白搁在哪个段落。人那张脸上充满多少细节。当然那有点费琢磨，而且周期要比较长。

你说你在一个城市拍，你在一块平原拍，你哪怕出外景出到天边去，也跟在一个屋子里拍是一样的。只不过大家都觉得外边才叫风景。

人在讲话时在表演时在行为时，他的情绪一直在不停变化，有起有落。所谓情景交融，一个人一间屋子很够了。

年轻的时候，在屋里待不住，老觉得屋外可看性更高，到这岁数以后，外面逛烦了，在屋里才待得住，才有兴趣观察到自己的房间。当然这个屋子最好受外界影响少，如果住楼房，外面走路装修打电话，你也不相信这屋子是完全属于你的。外界因素降低之后，你会慢慢看出这屋子里的东西，当然也能人为地改变屋子。

将来我可能还真要去做一阵导演，没人拦着我还真想不出不干这事的理由。我做电影目的就是钱嘛，只有当导演才能取得利益最大化。指得上谁呀？谁也指不上，求人不如求己，我必须把死前最后这二三十年的钱宽宽裕裕挣出来，早挣够早歇，七十了还为小钱奔波太可怜了。怕的是要受累。所以一直犹豫。有人说你行，因为导演就一条：你得明白你要的是什么。底下人拿出一方案，你得马上给出意见行还是不行。这我估计问题不大，我不想明白了我也不动啊。再说我建组我得全找熟人啊，我这么大岁数我就别再去受人治了。

也有人说你不行，说做导演毕竟要跟人打交道，必须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把不乐意都藏心里至少不能当场跟人码。而我现在太爱跟人急，不许别人说话，而且跟谁一翻了脸就再也翻不回来了。别一部戏没排完，人都得罪光了，老了找谁玩呢？

其实我最担心、觉得最恐怖的是到电影院见人，铺着红地毯进去和戴着脚镣进去是一回事，我不觉得这些导演演员谁真觉得好，大概第一次被观众瞩目挺好，后来简直是千夫所指，指着夸你也不舒服，这种东西尝一次就够了。

孙：好多人干电影是冲着这个去的，没到那上头溜达一圈，都不算拍电影吧？就跟落奖似的，没得着，那就算白写。（大笑）

王：有个做电影的跟我说，他发自己片子的时候，大中午的跟各省院线公司成箱地喝白酒，喝趴下了才答应放几场。这种流通环节让人瞧不上，哪儿都不挨着哪儿，让人瞧不上。它就是夹在中间的那张皮，就是个张罗人儿，什么和什么呀？弄得跟大爷似的，莫名其妙。

当然还有大量的所谓媒体，飞短流长，古代长舌妇今天的传人！最可气的是他们还经常问别人是不是在作秀，你们丫就是正宗作秀界人士。这些人特别讨厌。他冒充观众代表，经常拿观众知情权说事，谁告你观众什么事都非得知道了？媒婆把自己当新娘了，人家结婚她入洞房，这太可笑了！振振有词冒充在行使宪法更可笑！还不就因为现在大家还处于有线广播阶段，社会上有什么事还要大喇叭广播，要通知必须经过喇叭，喇叭自己就活了，自己在那儿瞎说。这帮孙子现在都开始编瞎话了，假装见面采访，假装自己回答特机智。

孙：我现在一半时间就冒充一喇叭。（笑）

王：当然还有电影管理人员。“我们的前提是要拍部正确的电影，正确的标准在我这儿，你先跟我聊，我来告诉你是否正确，不正确修改到正确，严重不正确你就算了。”我倒觉得实际操作往往不在于政治上的大是大非，谁吃饱了撑的真在电影里反党反社会主义呀？大量的争执发生在趣味不同，他是学古典的，心里有几个碰不得的，你不同样尊重就是冒犯了。

孙：这使事情简单化了，但是审查大概都是简单化的吧。不然没个完了。研究几千年，不下定论，也没法下。文化的多样性，复杂性，诗歌不可译，误读，过度阐释，希腊如何，印度如何……知识分子拿手这个。

王：当然观众也有很多坏人，过去被枪毙的电影基本上都是观众写信告的状。电影局多为难啊。过去的年代真培养出很多懂文艺座谈会的人、爱写信但不爱写自己名字的人，爱骚扰行政机关的人。所以第一，别再说拍电影你不爱看就是浪费人民的钱，人民早不掏钱了。电影早不是福利了，甚至也不是基本人权，是商品，是交易。您逛商店一定不说那些您不买的东西摆在那儿是浪费钱。第二，别再说现在电影不反映人民群众现实生活了，因为你们太爱急。

估计我还要等一等，等互联网再发展得好一点，看情况吧。也许，后来我可能不写小说了，我现在觉得拍电影和写中篇是一回事，信息量和篇幅都差不多，而且现在我觉得文字有很大的局限，简体字简化画面，是残缺的信息。我相信日后人与人交流完全可以依靠画面，接受的信息更全面，是叫全息吗？

文字简化信息简化到最后必然剩下一概念，概念经过串联经过公证就会形成公共价值观，就会形成反对一个概念就是反公共——本来没多大事。

我当然认为所有写小说的作家都有资格做导演。小说多具体呀，每一个细节，都要想到还不能和人重样儿，重了就算抄袭。跟拿嘴盖一座楼差不多。导演都没这个本事，我不是挤兑他们。我见过的，能完全独立想象一部电影细节的只有一个姜文。大部分导演的想象是靠编剧提供，靠编剧激发，再由摄影美术道具一项项做实。导演是所有艺术门类中最不真实的人，他就是一个总汇，是一个整合资源的人，设计打法的人，相当于部队打仗时的参谋长。司令是野心和金钱。参谋长臭点，司令坚决，士兵英勇，仗还是能打的。

孙：我认识的导演少，没见过他们拍戏，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一想到拍戏得捎上那么多人、事、东西，先就想躺下了。当导演先得身体好。

王：日本管导演叫监督，监督大家干活，我觉得挺准确的。在好莱坞，钱、最终剪接权都被制片人拿在手里，导演无非就是现场工头，相当于造房子时的施工监理。所以你只要了解这个流程，有各方面信任，就可以干这个事情。

现在大家不敢干，是对这个行业不了解，以为很深，没一个创作行当带这么多帮手的，活都让人家干，自己蹲一边光点头摇头说对不对。噢，听说画画的卖钱了也有这么干的，叫导画。我还准备导音呢。所有摄影美术其实是提供技术支持的人。这个行业专业化以后，不分是谁，他们现在也不分是谁，无论你想没想明白，只要你按时付钱。

有了技术支持，再省了中间费用，拍一个自己日常生活电影，然后在网上传播，我觉得真花不了多少钱。剩下的就是演员钱。这也是我们常问自己的：你是花五百万请一个明星演，还是花五百万砸一个新人出来，哪个合适？一个电影的成功除了当年票房，更成功的是捧出一个人，随便一个电视剧一线小腕儿只要不心疼自个儿什么戏都上什么广告都接，一年挣千万玩似的。要不现在重点戏用新人出品公司必须跟你签经纪。

每个人都有权利也有可能，也表达得起自己的生活了，那时候，就逼得艺术家彻底平民了。估计将来每个人的成长过程，都会拍一个电影，就像过去每个人青春期都写歌词一样。拍下来，自然有人好有人不好，不好的就淘汰了。咱们是文字接文字很熟，画面接画面不熟，咱们也试一下，接得好，就留下，接得不好，那就拉个洋片，我觉得相当多的导演是拉洋片的。

孙：没准我下回得一机会也拉一次。圆梦。

王：其实电影不是梦，也是日常生活画面的截取和重拾，再奇幻再未来也是建立在人情和现实生活逻辑上的。说梦只不过是夸大其辞给自己吹牛逼。我没见过一部电影不是人类生活投射，动物也全拟人了。谁有什么想象力啊？咱都别给自己吹牛逼。

孙：其实是观看别人的生活。

王：《星球大战》、《指环王》，还不是孩子气的天真神话？坏人那么好灭？正义那么好实现？当然电脑特技人员仍然可以高度敬业，怀揣一颗童心，定期制造出视觉奇观让孩子们过一个快乐的暑假。

这种婴儿食品我觉得中国也有特别好的，孙悟空大闹天宫，《西游记》一路上妖妖道道，孙悟空的性格多小孩啊，特别适合小孩子看，学点反大人。

给小孩吃最甜的，看最甜的，惯着他，中学毕业，想赖着不长大也不可能了。到时可以看一点粗糙的，黑白不那么分明的，你不看，现实也要摁着你看。世间往往正义是最大的邪恶，这个小孩子怎么理解？

孙：他理解不了。

王：我当然得拍成人电影了，我不伺候孩子。真正实现一对一交流信息后，我就把自个儿是怎么回事理清楚了，归归类，知道哪些可以见人，哪些不可以见人，谁都有什么忌讳，见人下菜碟。有三万个菜碟接着，我就够了。之后就是逗自个儿玩，逗完之后，你看能卖吗，不能卖我留着。（笑）

孙：其实可以当小说来写。我读时就是拿它当一小说。

王：这个剧本我写了两个月，叙事得不好，还不如不叙事。我也见过一句对话没有的电影。全是对话，那就得控制好。经常有时候，一大片平坦的对话看得也特别累。

孙：跟你以前写的那些小说还是有点不一样。你以前的小说，也有对话占很大比重的，或者说叙事通过对话完成。但这个我觉得比较极端。当然指的并不是指其多，而是涌现出来的方式特殊。

王：我觉得这次我比较真实，原来说的不全是实话。我知道电影还要再加工，不会就这样原封不动上去，所以写的时候也不认真，剧本这东西——谁认真谁被动。之前，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实话，无非是拿公然攀附真理和公然冒充真理孙子的人开涮，给他们喊声倒好儿。见过胆儿大的！攀附真理不叫攀附啊？真理的孙子不叫孙子啊？你跟人熟吗？当然我也很可笑了，不许别人有乐趣，心态很不健康。有完人吗？大师就不犯臭吗？净碰上这样的事，阎王不急小鬼急。都是三代以上奴才坯子。文天祥之后，没有天生傲骨。“文革”之后，没有从来清高。

年纪大了以后以前完全不想的事，现在发生了。老梁去世、我哥去世、我爸去世，迎面给了我仨大耳刮子，基本把我抽颓了。这是年轻时完全想不到的。我那么怕死的一个人，说实在的，这些年一直躲在家里想：死是怎么回事，真一闭眼都不知道了？我当然不相信下地狱上天堂什么的，中间有太多瞎说，编剧痕迹太重？但突然正跑着一切正走的表归零，生活到站，世界黑屏，这个我有点想不通。我觉得一切都不真实了，人们的喧哗、拌嘴都没意思了。进城走机场高速，特别冬天傍晚，就觉得那一片片灰树林子后面藏着另一个世界，就觉得看到了自己这一生的尽头。

读到过太多作家临死前说没写出我想写的东西，我想我可不要那样，这一秒忽然明白了，下一秒就该咽气了，至死方悔。那时，我才开始有点重视我的写作才能了。好不好，这辈子就这一专长了。那时才开始有点感激我有这一才能。一人待着的时候，还有它陪着。写作治糟心，写出来就等于把糟心存电脑了，然后自己就成别人了，可以坐在桌前充满关怀地想，怎么把电脑的糟心解了。

我原来对自己很不了解，一直觉得写小说是一种临时的谋生手段，好比旅行当中的一夜情，感觉再好迟早要挥别。我这辈子可没想光干这个，我还有其他事，好多事呢。

我小时候是在部队长大的，从来不觉得是北京长大的，心里不承认自己是北京人，觉得北京只是个暂居地，长大了一定要到远方另外一个地方生活。实际上平时看到的也是这样，当时“文革”，大人都跟没头苍蝇似的，院里每天都有人家调走。我还没上中学，小学同学就已经遍天下了，走哪儿都有熟人，走哪儿都有地方投奔。

孙：我有一纪录片，韦大军拍的，也说了这层意思。尤其小时候，对上海就是那感觉。

王：那时我就特别想跟上走，特别羡慕那些去外地的人，我爸那时被发去“五七”干校，其实是一倒霉，我不懂就想去河南驻马店跟着下地，只要离开北京，我都觉得好玩。十八岁当兵去了青岛。那个城市也是海滨城市。一进青岛天下雨，一片红瓦的房子，像《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里的萨拉热窝似的，越走空气越潮湿，海上有雾气，地上全湿了，有海星有贝壳，像假的一样。北京不可能见到。第一声听到的是海在喘气，肺活量倍大，雾气在散去，天大地大哪有海大？当兵的时候，看着海再无聊也愁不起来，海把你的视野全占满了。它在黄昏早晨春天秋天，各种各样的变化。给我印象青岛是个特别绚丽的城市。“文革”结束后，全国都非常灰暗破败阴郁，青岛是个非常艳丽的城市。

我在那儿过得挺好，回想起来像度假，当然后来觉得不靠谱，就回来了。我一直认为眼前的事都是一时的，为什么对好的东西不珍惜？为什么老不买房子，就是心里不落听儿，不知道最终落在哪儿，一买房子走不了了。一旦生活开始稳定，我就感到恐惧、躁动，说实在的，忽略了很多美好。我这前半生的幸福时光都是翻回头才知道已经过去了。后来慌慌张张去了别国，面朝大海，鲜花盛开，海水倍儿凉，花没香味儿，地方是真好，也真和我没关系。那时才明白我就是北京人，去别的地方都是客，我将来哪儿也不去，哪儿生的就烂在哪儿。

孙：是，怀着各种愿望、梦想折腾了大半天，到了还是在原地待着。

王：说实话在中国，我从来没有过安全感。出了国是有安全感，但这种安全感时间长了也不那么重要。在一个等于你不存在的地方，你当然有安全感，什么事儿都找不着你。在这儿，你和人有关联，事物在动荡和变化，你要对自己的决定负责，错了就要付出代价，只有不做事才有安全感，一个人不认识才有安全感。环境很真实，环境要求我对自己负责，我也应该有这个能力为自己负责。

我原来觉得写美好特别难，因为我没见过，除了各种装逼和各种做作。我的青少年时期，老师、年长的人都没让我感觉到美好，丑恶居多。我觉得美好太稀有了，我不是不想表现美好，但我只是听说过，我没见过，我总不能瞎编。后来看宫崎峻的动画片，给我一个启示：美好其实挺简单。

孙：我们很多动画片的记忆来自童年，那种知觉，看宫崎峻的电影让我重新获得了小时候的感受，挺奇妙的。

王：他写的全是小事。和美国的动画不同，后者主要写男孩子闯荡世界，战胜邪恶，前提是这个世界是恶的，需要靠个人的勇气来战胜。而宫崎峻写的全是小女孩，在日常生活中，突然找不到家了，或者像《情书》拍得那种事，突然想起小时候曾经遗失一段感情，曾经发生过，只是你遗忘了。宫老师的动画片非常喜欢表现这个，美好在小事里，在不知不觉里。

我最喜欢的是《魔女宅急便》。当然《千与千寻》也非常棒，稍微有点深刻。——魔女的传统是十三岁都要离开家到另外一个城市独立生活，于是小女孩就骑着扫帚去了个类似旧金山的城市。她也没别的本事，只能骑着扫帚帮人送送东西。老太太的烤箱坏了，小姑娘帮老太太收拾收拾，然后帮她送盘烤鱼去。看第一眼我就被带动了，一下想起好多事，而且那画的城市太像青岛了。

动画里没坏人，最坏的是汤婆婆，也就是要你给她干活，不是要夺你性命。想着就放心。

其实，世界你把它看成美好的就是美好的，看成恶的它就越来越恶。

美好可以发生在特别小的事上，不见得给大家办多大事，一定要在经济上让大家翻个身。宫老师这点拿捏得特别好，大家只是有点自私，有点没顾上，都没有野心，而且都讲理，坏人也讲理，愿赌服输，否则坏人的部下都不答应。我觉得这样的东西我也可以写呀，其实，这不需要看得多透，在一个误解上达到和谐也挺好的。我觉得和谐必须建立在误解上。

孙：交流即误解，和谐即带着误解相处，老话叫求同存异。

王：我经常觉得，我内心有无限的黑暗和光明，不是说我信善或者信恶，不是那么简单。生活中有不公平，有记者去写。电影在承担娱乐功能。那作家应该回到他该去的地方，通过画面看不到的地方——哥儿几个姐儿几个的内心。我觉得作家都是生活中的失败者，或者说是主动退出生活的人，内心都非常扭曲——不包括那些找工作找进作协的。那你又有能力，又比别人扭曲，也应该比别人勇一点，别人冒充完人，咱们就别了，咱们不给社会提供人性黑暗解剖图，那真叫没责任感。

现在小孩的喜怒哀乐，流行歌里有大量对症下药，不像过去一个少年发情那么简陋，只能夜里趴被窝里看《红楼梦》。我现在就有意识进行心情分配，街面上遭遇的爱恨情仇，我都听流行歌曲抒发。你自己在那个情形里，就觉得唱得惺惺相惜，唱得切中要害，就跟专门就你的事唱给你听似的，听一耳朵可以缅怀半年。看《指环王》、《星球大战》，是看热闹，特技到什么程度了。想证明自己还有人性，就看电视纪实栏目，为人间凄苦、自己没丧尽天良感念一把。如果看人心之叵测，人性之无限可能，还得看小说。但是写苦难的小说，我不看，用不着看，我已经看电视把眼泪流干了。比惨，文字冲击力不够，可以洗洗睡了，何况再把下流当穷欢乐写，不脏不叫性啊？

孙：我见过好些看电视慈善募捐节目冲动着要捐钱的。那是真感动，不带假的。虽然最后也没见捐。

王：当然，我觉得好小说每年也能看到一点，严重脱离社会主题的，内心巨强悍的，但是没好电影多。小成本电影跟小说的功能差不多，它表现生活中可能发生的那种尴尬、无解、为难，把人置于怎么做都不对的境地，看了觉得特别惨烈，那些经历你可能永远都碰不到，这么为难，好多情景是相似的。

孙：但有个问题，被讲述了之后，肯定是被加工过的。就像纪录片，有人要求完全客观，其实机器往那儿一支就是观点。

王：那小说家更不能相信了。真实生活的惨烈，你经过传达，经过公共媒体播放，经过各种意识观念的修正，只要有中间媒介存在，谁都不可能避免，我们就姑且信以为真吧！（笑）

二十年后，我七十，我还有很多爱好，我得好好把这些爱好都干了。

孙：我爱好特别少，真是奇怪。闲时就那么待着，也不是想事儿，沉思什么的。没。空白。就像我特喜欢的一句台词：我的内心有一种无生命的东西。

王：我现在越来越感到时代在翻篇儿。70年代出生的人和50年代，其实还是在一个背景上，都是喜欢纸和胶片的。80后就不熟了，听说跟全世界80后都差不多，同一爱好，但他们是废了电影院的一代，很多小孩都在网上看电影，我看不到挡在人与人之间的淫媒消失，他们一定看得到。就让他们多当几年开心的小孩吧。

我本质上还是乐观主义者，谁都动不了的，让自然规律动他。不信谁能永远存在。

孙：你只能信这个。

王：说实话，我原来以为杂志都没了，大家都一副丧家之犬的样子，饭碗都砸了，在北京觉得，不搞影视就活不成了，大家都得改编剧。嘿，我这一听《收获》还十多万呢，发行量。我靠。那可这不就是嘛。都还在看哪，我记得，前几年我最后一次看《收获》的时候也十几万，没什么变化，很稳定。你说《萌芽》都五十多万，比《收获》多一点。（哈哈大笑）它当然《萌芽》是流行刊物了吧，算是那样吧，应该说是流行歌词的培训班吧。应该那样，应该那样一种状况。所以，就是，我觉得说明，这一行还能干，饭碗都在，谁说世界大变？还有退路，隔行的钱不好挣，就这么回事。（笑）

现在那个，我觉得，光靠写小说养活不了自己。还是盗版问题。至少我相信知识产权是下一个经济增长点。你抓了以后，中美贸易就会相对平衡。然后，很多人都不必这么都跟疯狗似的，上街争同一块肉。我在家里写东西，我过得也挺好。你得保证，每个人使用我的信息，你付我一份小钱就得了。

孙：就足够了。

王：就足够了！我觉得，打击完走私，整顿完房地产，下一个瞄准就应该是维护知识产权。你生产那么多鞋子干吗呀？你应该知道信息是值钱的。你别以为中国人脑子不够使，哪儿不够使的呀！就是脑子比别国人稍微多转了半圈呗。（呵呵笑）你以为谁他妈的都是煽动家，其实是你信息没分级，被不该听的人听见了，除了官话什么话能让人都舒服？面儿上看着都是人，你哪知道肚子里装的是香肠还是鞭炮。都一对一，各自戴上耳机，不存在流毒，忧国忧民的就不会这么疑神疑鬼。

孙：杂志，我觉得，其实，即使说起来，大的环境更恶劣。就是说出版，包括电影，发行。但是你想它，十万，其实十万已经足够了。

王：我觉得现在每个人的阅读量、信息接收量其实是增加的。具体到每个人，你天天都上网看电视或看碟，都听歌，只是看书少了，也许小说不看，但其实总的信息量是增加的。说现在人都没了道德感，都掉钱眼里了，不比从前，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现在最大的贪官也比从前单位里一个告密者有道德。告密者是不贪钱，他害你全家。当代三大暴君哪个贪了？希特勒很清廉，完全没有私生活。真不明白假不明白我也不知道，居然还羡慕过去。全世界一个人都不读小说，饿死我，我也不回到过去。

当然全世界一个人都不读小说是不可能的。环境恶劣是你原创信息的人没赚到钱，被中间这些人给截胡了。是截胡的问题。如果你把中间问题解决了，大家都踏实了，回家踏踏实实憋大牌，豪华七对也敢留呀。谁有想法谁就坐家里卖呗，不必非拐一弯到你们家这儿才能卖。我觉得那时候，当然《收获》咱也是个网站了，（哈哈大笑）是一个权威介绍关于小说关于这方面的议论这么一个东西。这样可以变成小说家的门户网站。相当于我每篇东西多少下载，每个月我给你提。编辑也能活，不是不让活。（呵呵大笑）希望中间这个工作，工作量下降，大家都轻松。你也别给人瞎改了。——行了吧咱们聊的？

孙：行，这很多了。